本文摘要: 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央央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她拥有一套优雅的公寓和一个聪明的儿子，生活看似美好，但背后却隐藏着情感的孤独与痛苦。央央与大维的爱情始于频繁的电话联系，但随着婚姻的进行，她发现大维心中始终留有对前任的情感，导致了她的失落与抑郁。大维的冷漠让她感到无助，最终她在邻居光羽的陪伴下逐渐找到了生活的慰藉。文章深入探讨了女性在爱情、婚姻和 motherhood 中的复杂情感，表现出在幸福与孤独之间的挣扎与选择。央央最终意识到，自己需要时间去重新审视生活和感情的意义。
这是一套公寓，客厅的大落地窗能俯瞰到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如此优越的地段，拥有两房两厅的房子，房价自然不菲。央央坐在宽大的沙发上，向我们分享她的故事，眼神时不时地瞟向一旁玩耍的儿子。作为一个在上海打拼的外地女孩，30岁的她能拥有这样的房子和一个聪明的两岁儿子，实在是幸运。但显而易见，这里缺少了一个男性伴侣。
我时常回想，三年前的那个晚上，如果我没有提前离开公司派对，生活是否会有所不同。过去我精力旺盛，通宵玩乐是常态。好友阿黛不停追问“下半场”，我只能微微一笑，任由大家调侃我像灰姑娘一样即将乘上南瓜马车，笑声回荡在街头。
在门外，我隐约听到电话铃声，急忙寻找钥匙，来不及换鞋，还是没能接到。墙上的挂钟显示还不到12点，比我想象的时间早，我开始懊悔没有安装来电显示，同时也意识到我一整晚的不安都是在等待大维的电话。
我为公司推销一种新型办公设备，日常工作就是翻阅上海企业黄页，找借口直接联系有决策权的男人，祈求他们能多给我几分钟耐心，从而成为我的客户。凭借我迷人的嗓音和流利的英语，我在短短两三年内便成为公司的业绩明星，而大维的慷慨让我惊叹，他甚至不在乎折扣，默许我将全额算入业务提成。
阿黛曾怀疑大维别有用心，但经过几次商务餐后，她也承认这个上海男人气质非凡，谈吐不俗。作为一名近四十岁未婚的跨国医疗器械公司区域总经理，他显然不是我们这些新上海人可以轻易获得的金龟婿。然而，我并未告诉她，大维常在凌晨给我打电话，总是那句“丫头，我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对这个称呼有种莫名的喜欢，介于长辈的关爱和情侣的亲昵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那晚的公司派对上，有一段改编自《小王子》的短剧，狐狸请求小王子驯服她，赋予时间和地点以意义。突然间，我意识到，如果我不是偶尔在外过夜，大维的电话很可能在每隔一周的周六凌晨打来。如果我再次忽视他的“意义”，他会不会因此失望而停止“驯服”呢？
在半个小时的静默中，我无数次望向电话，最终鼓起勇气拨通了大维的号码。“丫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声音是一个女人的灵魂……”大维并没有提及之前打过的电话，只是像往常一样认真倾听我生活中的琐事，无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种倾听让我感动，多年来从未有人如此认真地关注我。
之后，我们的电话联系愈发频繁，但大维却很少提及见面，而我对他的依赖却日渐加深，甚至频频梦见他，心中对这个男人的渴望悄然滋长。生日那天，我试探性地邀请大维来到我的小屋，他如约而至，并留下来。当我们一起攀上幸福的巅峰时，我模糊听见他低声喃喃“丫头”，随后便被幸福感淹没。
不久后，我与大维步入婚姻，曾以为我将成为他最珍爱的“丫头”，直到在某个角落里发现那几盒录像带。那是很久以前的录影，记录了大维与另一个女人的甜蜜时光。我明白他的过去不会是一片空白，但看到屏幕上那个真正的“丫头”，我的心瞬间被抽空，如坠冰窟。更让我绝望的是大维的坦诚，他说他和那个“丫头”青梅竹马，曾在英国总部培训期间每周六凌晨给她打电话。他甚至说，如果没有那场车祸，他们早已结婚……我的世界在瞬间崩溃，他却说只要我愿意，仍会为我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两年后，我在电影院观看《云水谣》，看到金娣千里奔赴西藏，改名碧云时，心如刀绞，痛哭失声。女人总有些受虐情结，正如张爱玲所言，低到泥里，却又从泥里开出花来。年轻时自以为除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却忘记了再绚烂的爱情之花，也无法在虚空中生根。
婚后的生活出乎意料的平静，大维开始习惯叫我央央，而我每次话未出口便已失去兴趣。在长时间的沉默中，我突然渴望一个孩子——如果我和大维的过去注定要与那个“丫头”分享，那么我可以孕育一个只属于我和大维的未来。大维的回答却是养一只吉娃娃，他说曾多次怨恨早亡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坚信自己永远不会喜欢孩子，若我觉得孤单，可以多带“欢欢”出去溜达。
我只得每天无精打采地在小区遛着欢欢，甚至在它对着大狗狂吠时，静静放松手里的细绳，希望那些大狗的主人能一脚把它踢飞。可惜，那些人比他们温顺的大狗更有教养。其中一个牵金毛的小伙子甚至两次帮我找回跑得远远的欢欢，我一边口中道谢，一边心中腹诽他打理得过于干净。事实上，这个三十上下的“小伙子”很可能比我还大出两三岁，但看着他清亮的笑脸，我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心境更为苍老。就这样，我与这个名叫光羽的邻居渐渐熟悉。
有一天，我终于名正言顺地将欢欢送走，因为我怀孕了。进入孕期第六个月时，大维跳槽到一家国营医疗器械公司，我们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原因并非百万年薪，而是那个职位在苏州。
送走欢欢后，我反而喜欢上在小区散步，虽然有人暗中怀疑我为何从不带丈夫同行，但我不在乎，心中只挂念即将出生的孩子。我甚至不顾老总的挽留辞去了工作，尽管大维没有给我多少生活费，但我仍有积蓄。
八个月时，频繁的胎动让我苦不堪言，有次不得不在花坛旁歇息了半小时。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光羽竟是一名颇有造诣的妇产科医生，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建议我去他那里检查，因为他怀疑我可能胎位不正。我去了，之后每天努力做他们独创的孕妇体操，迫使那个调皮的小家伙转回应在的位置。我不愿接受剖腹产的建议，无论如何，生命因痛苦而刻骨铭心，即便要走一遭地府，也是值得的。大维对此似乎漠不关心，直到预产期前一周才回到上海，陪我办理住院手续，要求了最好的病房，雇了两个护工，随后又以谈业务为由返回苏州。护士对他花钱的态度和冷淡的表情感到诧异，只有我知道，他一点都没有为人父的喜悦，只是在履行丈夫的责任。
我在医院经历了两天两夜的痛苦，最终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主刀的是光羽。
十天后，大维再次回到上海，负责接我出院回家。我曾以为他在亲眼看到儿子时会改变态度，毕竟仔仔遗传了他的招风耳和高鼻梁，活脱脱一个小大维。然而，大维的冷淡让我心寒，他甚至在仔仔哭闹时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厌恶。在请来一个当过“月嫂”的保姆后，他又一次离开。
大维的绝情彻底粉碎了我的理想，我开始怀疑自己生下仔仔是否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保姆的照顾虽然殷勤，但我们几乎没有交流。除了她不停讲述各种配方的月子汤的理论，我感觉自己像个囚犯，每天关在卧室里，等着保姆做好的饭。
我开始失眠，无缘无故的焦虑，常常在半夜梦见仔仔被枕头闷死，惊醒后必须亲自到小床上确认他的呼吸才能安心。后来这种焦虑甚至延续到白天，仔仔一分钟不在我眼皮底下，我就会怀疑他是否被保姆拐走。茶几上的玻璃花瓶我移动了十几个位置，总觉得有可能被保姆碰倒摔碎伤到仔仔，最终将其扔进垃圾桶才放心……就这样，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似乎有操不完的心，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自己似乎有什么未考虑到。我开始觉得撑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都没有像这样感到孤立无援和绝望过。有时抱着仔仔在阳台晒太阳时，我甚至会有“抱着他跳下去”的可怕冲动。我知道，在这种冲动成为行动之前，我必须做点什么，但我实在想不出向谁寻求帮助，只记得书架角落里放着光羽给过的名片。
当天晚上，光羽就来到了我家。听完我的描述，他笑着说这种产后抑郁其实很常见，通常不需要吃药，最好的药方就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丈夫。同时，他也提到“一个能陪你散步的妇产科邻居疗效也不错”。
于是，我又恢复了晚饭后在小区散步的习惯，只是每次都要等到光羽发短信后才会下楼，带着仔仔。也许是因为光羽是小家伙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的第一个男人，仔仔对他异常亲近，有时抱在我手里哭闹，到了光羽手里却安静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除非值班或天气不好，光羽都会陪我和仔仔在小区散步。我们似乎养成了一种默契，他从不询问我家里的事，我也不问他是否单身。偌大的小区花园和可爱的仔仔构成了我们另一种共同生活的主要部分。常常碰到带着小孙子小孙女散步的老阿姨们，甚至公认我们是一家子，我们都没有否认，我知道，这对彼此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辞退了保姆，回到婚前自己购买的公寓——尽管仔仔出生后在这里住过的日子总共不过17天，但我无法做到住着他的房子同时与另一个男人以夫妻的假象生活。搬家那天，我在光羽家的信箱塞了一张便条，简单写道：我需要一些时间，请不要找我。
离搬家已经过去几个月，我仍在犹豫，毕竟我才30岁，仔仔需要一个爸爸，我的房子也需要一个男主人。
